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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56

参学的人生

1947 (21 岁)

1948 (22 岁)

1949 (23 岁)

1950 (24 岁)

1951 (25 岁)

1952 (26 岁)

1953 (27 岁)

1954 (28 岁)

1955 (29 岁)

1956 (30 岁)

1947

担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

大师应宜兴教育局之邀，担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主编《怒涛月刊》，后返回南京担任华藏寺住持，推动“新佛教运动”。
大师21岁时曾在宜兴白塔国小担任校长

1947

与智勇法师创办《怒涛月刊》

大师说，1947年，有鉴于国势飘零，人心涣散，再加上佛教衰颓，无补时弊，乃四处筹款，在宜兴与智勇法师合编《怒涛月刊》，宣扬兴教救国之道，推举智勇法师担任社长，大师自愿做副社长，为他效劳奔忙。由于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务蒸蒸日上，获得许多好评。

虽然这是一份油印的刊物，但由于智勇法师的钢板字刻得非常好，《怒涛月刊》比一些铅印刊物更为风行，连当时最具权威的《海潮音杂志》在两年的各期刊物中连续介绍《怒涛月刊》，主编大醒法师并且以斗大的标题说：“我们又多了一个生力军！”给予他们非常大的鼓励。虽只油印五百份的发行量，但有大醒法师公开推介，使《怒涛月刊》立即身价十倍。

《怒涛月刊》共出了20多期，在杂志中号召年轻一代投身佛教，进而改革佛教陋习，使佛教走向新境界。

1947

被误为通敌，入狱十天

大师出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时，正值国共内战，每天双方都派人携械四处搜寻可疑分子，被抓去枪毙毒打的人无日无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数，平日宁静纯朴的乡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大师说：“有一天，我也无缘无故地被架走了。关上十天以后，在往赴刑场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黄黯淡，心中倒不惊惧死亡，只是遗憾：‘我现在才21岁，可惜啊！许多的理想与抱负还未施展，却即将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刹那间就要消逝无踪了。而师父和外婆、母亲都不知道。’”大师想著想著，忽然有一个人走来，带他步出刑场，逃过死亡。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大师体会到外婆的话：“面对死亡，不必惊慌！”实在有道理，因为惊慌也没有用啊！

1947/3/17

太虚大师圆寂，人天眼灭

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在南京成立第一届大会，拟推选太虚大师担任会长。很不幸的，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病逝于上海，世寿59。消息传来，真如天崩地裂，感到“人天眼灭”，所谓“如丧考妣”，大师当时的心情，比丧了考妣还要更加激动。

大师说：“好像佛教的末法时代来临一般，觉得世界暗淡无光。本来觉得太虚大师有条件当领袖，也愿意追随他，没想到忽然之间希望幻灭。我们知道多难的中国佛教，未来还是有很多坎坷的道路要走。”
太虚大师

1948

与智勇法师共治华藏寺

大师述及，由于国共战争的烟火蔓延到宜兴，白天国民党军队出没扫荡，晚上共产党解放军进出盘查，他们生活在其间感到难以平安。所幸他们编的《怒涛月刊》，发行之后拥有一些读者，其中南京华藏寺的住持荫云和尚，看了杂志后很是欣赏，因此就把寺院交给大师他们来管理。

大师说，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间，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1948

于华藏寺推展“新佛教运动”

大师与智勇法师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南京华藏寺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订定僧伽规约等。
南京华藏寺今已不复存在，此为1928年南京局部地图

1949

组织“僧侣救护队”至台

大师来台初期，飘泊不定，一度入狱被关二十三天。幸经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父亲吴经明老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等人营救获释。后蒙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留单，大师发心为常住服务、看守山林。再经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父亲吴鸿麟老居士担保，顺利申请身份证得以居留台湾。
与大师一同来台的僧侣救护队队员

1949

妙果老和尚收留 发心劳役

大师述及，因僧侣救护队人员日渐流失而解散，只得自寻出路。最初几经挂单无著，后经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留单。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的理事长，在当时人人都有间谍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大师，也算是特殊的缘分。由于寺里年轻的人手不够，所以大师发心每天从井中打六百桶水，供给全寺八十个人使用。除了打水，大师还要上街买菜。他总是踏著稀疏的月影，拖著手拉车，到十五里黄土路外的街上把一天的油盐米柴拖运回来。安顿好之后，就赶快去清扫厕所，别人扫厕所，用水冲洗一下；大师打扫厕所，喜欢用手去刷洗扒除，非把秽物清除干净，绝不罢休！这项工作给大师很大的受用：如果有一颗清净心，这世间上的一切，其本体自性都是无染的。

这些苦役本就为大师所长，因此做起来并不引以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谢妙果老和尚的慈悲收留，让自己能在寺中安住，总算脱离逃难途中的“饥饿”窘境。
中坜圆光禅寺举行启建弥陀佛七法会，中坐者为妙果老和尚，第二排左七为大师。

1949

连人带车跌入深谷，毫发无伤

挂单中坜圆光寺时，大师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拉著手拉车到镇上，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个小时左右。为了争取时间，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采买的东西不多，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

大师说：“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骑著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径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掉下来的时候，头先著地，结结实实的撞上一块大石头，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脚踏车碎片散落一地，人却奇迹似的安然无恙，毫发无伤。”

1949

吴鸿麟老先生担保，顺利取得台湾入境证

1949年，大师在中坜圆光寺安住下来后，为了安全起见，首先就要去报户口。虽然有身分证，但报户口要有入台证，大师没有入台证，户口势必报不成。

大师说，所幸智道法师告诉他，如果能够找到吴鸿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帮忙，问题就能解决。吴鸿麟老先生当时是台湾省参议会的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的会长，由他出面具保帮忙报了户口，因此大师才得以在台湾立足，与吴伯雄一家世代结了深厚的因缘。

【注】吴鸿麟老先生为吴伯雄居士的父亲。为了报答吴老先生当初成就留台因缘，1995年老先生往生时，大师正在菲律宾弘法；闻讯后，特别提前赶回台湾，为吴老先生主持告别式。此举令吴伯雄深受感动，后来他在多次的讲演中，总是对大家说：大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吴鸿麟执业的“中坜医院”，目前为佛光山中坜禅净中心，当年就是在这里，吴鸿麟居士带着大师去附近的警局报户口。

1949

被诬陷为匪谍，入狱二十三天

大师说，住在中坜圆光寺，每天忙于打扫环境等，以劳役作务来服务大众，终能获得暂时的安顿。妙果老和尚虽然让他生活无忧，却不能保障安全无虞。一天，政府忽然下令，全面逮捕由大陆到台湾的出家人。

一日，大师拉车外出采购，在街上被警察拦住，莫名其妙就遭拘禁。由于大师不会讲闽南语，语言不通，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囚禁？直到第二天，才听说全台所有外省出家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悉数遭到逮捕，入狱二十三天。其中还包括台北的慈航法师，以及同住在圆光寺，原为陆军中将的律航法师。

所幸当时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惊动了很多护法居士，包括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以及赵恒惕、钟伯毅居士等人。经过各方努力营救下，大师他们这群出家人才能幸免于难。
立法委员董正之
孙张清扬女士
监察委员丁俊生

1949

看守山林三个月，写成《无声息的歌唱》

大师说，挂单圆光寺期间，受妙果老和尚指示，在苗栗法云寺日夜看守山林。“在山上的草寮里，伏在冰冷的地上完成了《无声息的歌唱》，出版后甚受欢迎，给予我莫大的鼓舞，自许要继续笔耕，好让读者们饱餐法味。”

大师表示，《无声息的歌唱》的二十篇文章，是两年在忙乱的日子中写成，曾连载于《觉生月刊》（第10期起至27期）及《菩提树杂志》（第3期起至第7期），把佛教中日常所见到的法物及非法物，用散文的体裁及各物自语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所以在发表的时候以“物语之一”、“物语之二”的方式刊载下去。
大师的著作《无声息的歌唱》

1951

至新竹青草湖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

受大醒法师邀请，大师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教务主任，这是继慈航法师来台创办佛学院之后，另一个僧伽教育中心，也是大师继白塔国小校长之职后，首度从事僧伽教育。
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师生。前排左起：志定、性定、慧定、善定(右一)等法师。后排左起：心然、心悟、煮云、大师。

1951/11

主编《人生月刊》

1951年，大师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大师说，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巨，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非比寻常。

为了编辑《人生月刊》，大师曾在台北善导寺的纳骨堂骨灰龛下的橱子里，挂单数月之久。期间遭逢花莲大地震，寺中重重叠叠摆放到屋顶的骨灰坛，几乎被震下，大师说：“我担心压到我身上，还跟那些灵骨开玩笑说：‘拜托，不能压伤我！’”

地震过后，花莲市区死伤惨重，大师虽然无力无钱，但是仍用《人生月刊》的名义，四处奔波，为花莲灾区里那些活在生死边缘的灾民，聊尽棉薄之力。
这是大师来台后第一次参与救灾，对苦难的灾民深生悲悯之心。
1951年大师担任《人生杂志》主编

1952/4/25

第一次走入民间弘法

大师述及第一次走入民间弘法，就是在新竹的关帝庙。
他说：「1952年，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担任『台湾省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每星期都应新竹佛教会玄深比丘尼之邀，到关帝庙上课一次。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实神道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台湾所有神庙广场都是来者不拒，并不限定什么人，只要你来商借，他们都乐于提供给你使用。」


台湾各地的庙观广场，诸如万华的龙山寺、新竹的关帝庙、台北的指南宫、玉里的华山宫、北港的朝天宫、高雄的三凤宫等，大师都曾经借用作为弘法场所。另外，像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礼堂、工厂，尤其监狱是大师弘法结缘最多的地方。

【注】「台湾佛教讲习会」于1951年11月18日开班，会址设在新竹青草湖；大师因为应聘到讲习会教书，借此地利之便，翌年起又应新竹佛教支会之邀，每周六固定到新竹关帝庙布教。
新竹灵隐寺“台湾佛教讲习会”，前排左起为关凯图（日文老师）、幻生、大师、无上、律航、甘珠活佛、慈航、演培等法师。

1953/1/15~29
（农历1952/12/1~15）

担任三坛大戒十师之一

中国佛教会于台南大仙寺首次传授三坛大戒，大师担任十师之一；同年，以二十七岁之龄，当选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随即自认年纪太轻，资历浅薄，又食宿无着而辞去该职务。
星云大师（第一排左6）在台南大仙寺传授三坛大戒。

1953/2/10

撰写佛教小说《玉琳国师》

关于撰写《玉琳国师》，大师说，有一次，我和煮云法师到南投鱼池乡去布教，晚上住在一户农家里，乡下地方，没有卫生设备，房间摆了一个尿桶，臭气四溢，薰得没有办法睡觉。我叫醒同住的煮云法师：“喂！煮云！我睡不着，你讲故事来听听。”“这么迟还不睡觉？”“你怎么睡得着？这味道那么难闻！”“是难闻，勉强睡嘛！”“勉强了好几次，都无法入睡，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煮云法师满肚子典故轶谈，我爱听，他更喜欢讲。“我来讲玉琳国师的故事好了。”听了一段后，我对他说：“我一定不辜负你讲故事的辛劳，我会把国师的高行发表于杂志，让大家共享。”后来我将玉琳国师的事迹，以“脚夫”为笔名，陆续发表于《人生月刊》。

1954年5月1日，《玉琳国师》出版。如果有人问：“佛光山这块土地是谁买的？”我用《玉琳国师》的稿酬买了佛光山的地，所以说，佛光山的土地是玉琳国师买的。
《玉琳国师》
《玉琳国师》手稿

1953/3/15
（农历2/1）

第一次讲经《普门品》

大师回忆，1953年，宜兰李决和居士邀他到他们自己成立的念佛会讲经。当时，大师见他慈眉善目，诚意殷殷，又见乡野僻地无人肯去，便一口答应。到达后，只见雷音寺这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为大师设立一个床位，要他留下来讲经.大师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讲经，从此以后，我走进宜兰的历史。”

当时，大师以二十天时间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增加大众闻法兴趣，每天讲过《普门品》后，外加一段“玉琳国师”故事，听经者一天比一天热烈，圆满当天，并有108人皈依，在那时候的台湾已经算是非常盛况了。

讲经之后，大师顺应信徒请法，正式驻锡雷音寺弘法，后以此地为基础，成立念佛会、弘法队、歌咏队、儿童班等，带动台湾初期佛教的发展，进而从台湾把人间佛教推展到五大洲，宜兰因此成为人间佛教的开创地，真是应了古人的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大师在雷音寺第一次讲经《普门品》

1953

第一本译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出版

大师述及，1953年，以仅学六个月的日文基础，将日本学者森下大圆的原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翻译出版，稿酬所得，创建佛光山大悲殿。二年后（1955年8月）出版的《释迦牟尼佛传》，则建设大雄宝殿。

他说：“二十五岁时，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承关凯图老师在任课之余，发心教演培法师和我六个月的日文，凭着这点小小的文法基础，我将智道法师赠我的一本日文佛典译成中文，并承王郑法莲老居士赠纸、圣瑞法师出款、圣印法师誊清、心悟法师校稿、竺摩法师题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

另外，佛光山大雄宝殿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建的。因为我在1955年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后来这本书再版不下五十次以上，发行量遍及海内外，我就将这些版税用来作为建筑的费用。
1953年5月大师的第一本译著出版

1953

应宜兰仕绅李决和、马腾居士之邀，担任宜兰念佛会导师

1953年初，大师应宜兰仕绅李决和、马腾居士之邀，担任宜兰念佛会导师。期间，组织共修会，成立青年歌咏队、弘法队、儿童班、光华文理补习班，二度重建雷音寺，设立讲堂，家庭普照、庆祝佛诞节花车游行等。活泼积极的弘法方式，为当时台湾佛教注入一股蓬勃的朝气，也为人间佛教在台湾的弘传奠定坚实的基础。

1953/6

成立念佛会，共修兼带讲经

1950年代，佛寺争相举行法会，但都是以诵经消灾、聚会吃斋为号召，徒有“法会”之名，而无“法会”之实。有鉴于此，大师说：“除了在例行法会中添增说法项目之外，更应当时信徒的喜好需求，到处成立念佛会，在共修中兼带讲经，一方面让大家知道佛教的好处，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学佛；另一方面藉此提高佛教徒的水准。”

大师将雷音寺每周六的念佛会，组织成为宜兰念佛会，此后每周六固定举行“念佛共修”，会后并有佛法开示，宜兰念佛会的成立，是大师与信徒们共修的开始，由此带动宜兰的学佛风气。接着，台北念佛会、龙岩（糖厂）念佛会、头城念佛会、罗东念佛会、虎尾念佛会……相继成立，大师并分别推介真华法师、成一法师、煮云法师负责，以期能共同带动台湾佛教的发展。这些讲堂的规模虽小，却接引很多人学佛修行，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
大师于宜兰念佛会带领信众打佛七。
宜兰念佛会讲堂外观设计取自袈裟福田的概念。

1953

成立“佛教儿童星期学校”

从宜兰的儿童星期学校开始，到后来佛光山各别分院成立的幼儿园、儿童班，乃至海外的中华学校，大师说，办了数十年的儿童教育，对于“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句话体验良深。

他说：“幼儿园虽然只是小小的学前教育园地，若能于教学上运用巧思，灌输正确人生观在幼童小小的心灵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然就会懂得感恩惜福，勤奋向上，不但个人前途无量，也是国家民族的至福。”

【注】大师成立“佛教儿童星期学校”，主要希望在佛教思想的薰陶下，造就身心健全的青少年，同时培育菩提幼苗。这是信仰的传承，也是“传灯”的工作。大师更指示佛光山各别分院成立“儿童佛学班”，每周集会一次，配合成人共修的时间，让父母能够安心共修，同时经由法师或热心居士义务领导儿童念佛、拜佛，讲解佛教故事等，期能孕育勤俭惜福、慈悲智慧的下一代。
大师指示，儿童班小朋友从国小升初中后，也要从儿童班升上念佛会。
大师与儿童班小朋友合影于雷音寺（中山、女子、光复、力行四小学）

1953/7/17

凤山莲社落成，开启筹建高雄佛教堂因缘

1953年高雄凤山莲社落成，大师应住持煮云法师之邀，前往主讲三场讲座，听者五千余人。

大师说：“演讲后，有十几位居士来找我，要我第二天到苓雅寮布教所演讲。他们说要建立佛教道场，我就将刚出版的《无声息的歌唱》捐二十本赞助他们。

自此以后，我也常到凤山帮助煮云法师弘法，凤山和苓雅寮相隔不远，那些居士一听到我来，就蜂拥而至。没多久，他们真的决定要建道场，但一开始找不到土地，后来看中高雄佛教堂的现址。只是这里已经被规划为警察宿舍预定地，凭民间的力量，想把公家用地拿来建道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们把这情形告诉我，因为我有一位热心护持的信徒陈慈如，他的亲戚是警民协会会长洪地利，有‘地下市长’之称。他们要我拜托陈慈如居士跟洪地利商量，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但条件是要我来负责住持。我了解他的好意，便应允，于是开启日后筹建高雄佛教堂的因缘。”
凤山佛教莲社礼请大师讲经。大师右：煮云法师。大师左：“菩提树杂志社”主编朱斐居士。

1953/10/8

为煮云法师著作《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作序

1953年，大师为煮云法师的著作《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作序，文章分别收录于《佛教丛书》及《人间佛教序文选》。

大师在序文里说：“煮云法师和我很早就成为最好的同参道友了。我在内地主编《怒涛月刊》和《霞光旬刊》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刊物的长期撰述之一，他的文章，我当然读了不少。

来台后，我负责一个时期《人生杂志》的编务，关于写稿，当然我是不会放过他，后来，心悟法师主持《人生》的编务，常谈到佛教里虽然有最高的文化和真理，但毕竟写文章发扬的人太少，我就介绍他多向煮云法师索稿。煮云法师各地弘法的演讲稿，就大批的问世了。

我觉得他的文章谈笑自如，风趣横生，村言俗语，信手拈来。极不易懂得的佛理，他能很巧妙很通俗的表达出来给听者读者明白易晓。虽然如此，我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能得这么多的广大读者群的热爱。”
大师为煮云法师的著作《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作序，收录于《星云大师全集．佛教丛书》

1953/11

成立“国文补习班”接引青年

大师述及：“1953年，我应邀到了宜兰，除讲经弘法外，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写稿，四家电台撰写广播稿，经常连夜赶写，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亲自送到邮局寄出，才回寺礼佛做早课。”

大师又说：“为了广开门路，让青年有因缘接触佛教，我同时又在寺内增设国文补习班，除了教学之外，还发心修改学生们的日记、作文，用心地为他们讲解写作技巧，分析为文得失。其实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学相长，但见学生们每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来上课，拿到我改过的文章，上面红笔画的圈圈点点，也都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

当年的学生如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后来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为喜欢撰写文章而进入佛门。多年来，他们在佛教文化上奉献良多，度众无数，可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1954/1/10

着手撰写《释迦牟尼佛传》

大师在《释迦牟尼佛传》序中说：「《释迦牟尼佛传》文章于《人生杂志》第六卷第一期连载，笔名摩迦。在我们中国，能代表救世主佛陀的圣格及深邃的思想智慧，和救人救世的慈心悲愿，未曾出版一本比较像样的白话文的佛陀传记。写佛陀圣传，不是用想像力来写的，不能说一句没有根据的话。等到我搜集中外佛陀圣传达十数种之多的时候，再加之我身边有一部《频伽藏经》，我感谢佛陀的慈光庇佑到我，写作实在是很顺利的事。」
《释迦牟尼佛传》

1954/4/4

组织全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

大师刚到台湾时，民智未开，神佛不分，为了使正信的佛教深入民心，只得挖空心思，设计各种活动。一天，大师福至心灵，想到过去佛陀时代以音声传教，但是，却苦于当年并没有什么佛教歌曲，便自己动手写词，请杨勇溥先生谱曲，把当地优秀青年一起唱到佛教中来。后来这些青年组成全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跟着大师上山下乡弘法布教。

当时弘法是以敲锣打鼓的方式，事先到各乡村小路去宣传，开示时则配以幻灯片和连环图画来诠释，每次出门弘法都是成群结队的一、二百人，有时坐火车，有时骑脚踏车，都是法喜充满的来去，尤其是骑脚踏车的场面很壮观，每次风尘仆仆而去，披星戴月伴着歌声一路回宜兰。

佛曲《弘法者之歌》就在这种气氛下作出来了。五十年代的台湾，民风还很保守，这一支小小的队伍，却以其朝气蓬勃的歌声，横扫兰阳地区，遍撒菩提种子。
佛教青年歌咏队在宜兰念佛会讲堂演唱佛教圣歌。
大师与青年歌咏队合影于雷音寺

1954/5/20

撰文《伟大与崇高——纪念我最景仰的慈公老人》

大师追忆：“5月6日慈公老人(慈航法师)圆寂了，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就是到我含着满眶眼泪写《伟大与崇高——纪念我最景仰的慈公老人》悼文的时候，老人还是笑得像弥勒菩萨似的活在我的心中。

我们在台湾的僧青年，多多少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受过老人家的恩惠。1949年春天，我们流亡到台湾来的僧青年，正感到茫茫无所依的时候，老人却伸出了援助的手。那时地出家人，曾遭政府的一度误解，政府为了肃奸防谍，父子母女正都不能信任的时候，慈公老人却同我们冤屈的度过不短的监狱生活。老人家不是口头上重视僧青年，不是口头上对僧青年客气，老人家的确是将僧青年当作他的生命。他赤手空拳地建立了弥勒内院，收容了大陆来台的过半数的僧青年，谁有这样慈悲的精神和宽广容人的胸怀呢？

老人圆寂了！老人的圆寂，岂止是我们僧青年个人的悲哀？岂止是老人弟子或故旧的悲哀？这乃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啊！这乃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啊！”

【注】《伟大与崇高──纪念我最景仰的慈公老人》，刊于《菩提树月刊》第十九期。
慈航法师

1954/9

成立“佛教青年弘法队”

大师说，对于发掘人才，自觉有一些识人之明。“例如我初到宜兰弘法时，有好多通讯兵学校的官员生来参加讲座、共修。我于1954年成立佛教青年弘法队，带领青年至各乡镇布教，由裘德鉴上校担任队长。另有杨锡铭、周广猷、朱桥三位上尉，被称为通讯兵学校的‘三剑客’，后来连少将级的校长任之江也来参加。

杨锡铭写得一手好字，宜兰第一本《佛教圣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周广猷擅长绘画，慈爱幼儿园的壁画、海报等，都是他设计、手绘；朱桥的专长则是编写，负责编辑救国团的《幼狮杂志》，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

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和当时文化界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痖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宜兰佛教青年弘法队成员：张慈莲（左三）、李新桃（左四）、林慈菘（右三）、张优理（右一）

1954/10

最早的《佛教圣歌集》

大师在《佛教圣歌集》序文中说：「宜兰念佛会感到时代和众生对佛教的需要，所以组织佛教歌咏队。除了赞偈，佛教歌曲很少，歌咏队练习的材料不够，不过，〈三宝歌〉给予很大的启示，太虚和弘一两位大师，已为我们指出一条大路，我们可以努力来创作呀！

1954、1955两年间，广慈、心然、若水、煮云、心悟、成一等诸法师，都曾努力的作词，李炳南居士也有歌词在《菩提树》上发表，名音乐家杨勇溥居士更是功德无量，他的曲谱应了当前佛教急切的需要。

1954年10月，宜兰念佛会曾油印过一种佛教歌集，后来澎湖佛教梵音队、台北佛教青年会，曾以油印翻印，但数量究竟有限。宜兰念佛会歌咏队队员杨锡铭、周广猷二君，花了很多宝贵时间，把所有的歌赞重新写出，由宜兰念佛会影印过一次。第二次由杨锡铭居士增写一些，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影印发行，虽然再版数次，仍嫌不敷流通。这次更搜集增补，由佛光出版社印行流通，以应广大佛教徒的需要。这本歌集的印行，完全是抛砖引玉的意思，歌声传于三千界内，佛法扬于万亿国中，这是要大家来努力的。更愿，佛陀赐福慧给歌唱此歌集的人！」”
宜兰念佛会发行的《佛教圣歌集》

1954/10/17

中国佛教第一次以音乐弘法布教及录制唱片

1954年10月17日，大师应中国佛教会广播组周子慎、李用谋等居士之邀，与杨勇溥先生带领佛教青年歌咏队十六位团员，至台北中国广播电台录唱佛教歌曲，提供每周六于广播电台《佛教之声》广播之用。

共计录了〈钟声〉、〈晨〉、〈快皈投佛陀座下〉、〈念佛歌〉、〈赞佛歌〉、〈菩提树〉、〈赞僧歌〉、〈西方〉等八首。此为中国佛教第一次以音乐弘法布教及录制唱片，中国佛教会特赠以「法音宣流」锦旗纪念。
大师（中）带领青年歌咏队成员前往中广电台录音

1954/12

第一次出现佛教的卍字项链

1953年起，大师在宜兰雷音寺落脚，他说，经济贫穷倒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治安单位今天调查，明天临检，有时传你过去问话，有时前来取缔法会，整个教界草木皆兵，才最为无奈。

即使在这恶劣的环境下，大师还是创造许多台湾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绩，例如：第一所幼儿园、第一座讲堂、第一支歌咏队、第一次电台弘法、第一次环岛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个星期学校（儿童班）、第一次乡村布教，1954年也第一次出现卍字项链。

大师说：“那是我到了宜兰念佛会，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当时，耶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卍字项链，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希望他们挂在颈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好让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项链，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则订购一百份《人生杂志》供信徒阅读。”
大师在雷音寺前菜园。
大师首创卍字佛教纪念品

1954/12

主持雷音寺佛七，身心俱泯

大师自述：“我一生中，参加过或者亲自主持的弥陀佛七，不下一百次以上。在许多天佛号不断的日子里，感觉非常的轻安。我不像许多人有许多灵异感应，但有几次的佛七，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1954年，我在宜兰雷音寺主持佛七，那七天只觉得佛号绵绵不断，缭绕于耳际。吃饭的时候，吃的仿佛是阿弥陀佛……刷牙的涮涮声，也变成一声声的阿弥陀佛……睡觉的时候，人虽然睡着了，但神志清明，心中仍然阿弥陀佛地响个不停；走路的时候，脚步轻盈，好像腾空，不是自己在行走，身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前进，而每一个步伐，也是阿弥陀佛……任何时刻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七天就在绵绵密密的弥陀圣号之中，一眨眼地过去，忘记自己的存在，忘记‘时间’为何物？感觉七天不过一弹指！这次佛七所给予我的信心、宗教的体验，比过去膜拜观世音菩萨更深刻，让我体会物我两忘、时空俱泯的境界！”
大师于宜兰念佛会主持“弥陀佛七法会”，一心念佛，念到最后，天也空地也空，你也空我也空。

1955/6

应邀至台湾大学讲演，临时被取消

大师说：“记得1955年，我应台湾大学之邀请，准备前往讲演，但是到了当天，却临时被通知：讲演取消。理由竟是：佛教不可以进入大学校园。

但是我也没有因此灰心丧志，反而激发为佛教争气之志，我转而邀请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湾各校园上课，并且陆续到各大学成立佛学社团等。

经过我以各种方便排除各种阻力后，不但台湾的各大学经常邀请我到校讲演，乃至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国的康乃尔、耶鲁、哈佛、柏克莱、夏威夷、加州等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义安理工学院、澳洲黄金海岸邦德大学，香港中文、理工大学等，都曾受邀前往讲学。”

1955/8/1

佛教界第一本精装书~《释迦牟尼佛传》出版

大师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自1955年印行，中文版已有二十二版在世界各国广泛流通，是众多“佛传”中流通最广、读者最多的一本。

《释迦牟尼佛传》的出版，在数十年前曾轰动一时，其文笔优美，充满文学性，为当时沉闷呆板的佛教带来新的启迪；其印刷精美，是佛教书籍第一本精装书，而且是在书局正式出售，与一般印刷粗糙的善书不可同日而语。

大师说：“当时我写到佛陀的修行坚毅卓绝，度化众生用心良苦，往往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常常写到深夜时分，我走到佛陀面前顶礼膜拜，一方面希望仰赖加持的力量，能将诸佛菩萨的慈心悲愿广为宣扬；一方面立誓效法，唯愿自己也能生生世世来此娑婆，度化众生。”
《释迦牟尼佛传》以简体字在大陆发行。

1955/9/17

“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领队

四十年代（1951～）台湾佛教界一片肃寂，佛教典籍流通不易，孙张清扬女士不仅办佛经流通处，开设书局，更协助东初法师影印大藏经，此举关系台湾佛教的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一大盛事，对于早期正信佛法的推动普及，有莫大的贡献。

大师说：“1955年9月17日，南亭、煮云法师与我等人，共同发起‘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并由宜兰念佛会的8位莲友为团员，组成文宣队做环岛宣传。一个多月来，我们搭乘板车、牛车、三轮车、火车、汽车、小船、军舰、飞机，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鸣炮献花，甚至地方寺庙抬出神明金轿前来欢迎，以麦克风、扩声机助长热闹，只见台上、台下水乳交融，打成一片。足迹所至，感人事迹不胜枚举。

10月27日环岛宣传影印大藏经任务圆满，返抵台北。共获得预约订购一百七十余部大藏经。东初法师特别代表印藏会致赠‘法音圆润’锦旗予宜兰念佛会歌咏队。”
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访问台南大仙寺。前排左起：林松年居士、星云大师、龙泉法师、南亭长老、煮云法师、广慈法师。

1955/11

环岛布教途中，双腿罹患严重风湿关节炎

面对疾病生死，大师说：“1955年，我率领宜兰青年等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展开环岛宣传布教活动。就在台东到屏东的碎石公路上，我怕团中最宝贵的一台重达二十公斤以上的录音机，受不了石子路的颠簸而受损，就把它放在腿上，抱在怀中。

当经过五、六小时路程，车抵屏东后，在一间寺院挂单、礼佛时，我感到双腿疼痛，屈伸困难。原以为是一路受录音机压迫的结果，心想一段时间后疼痛就会过去。哪知回到宜兰，一躺就是一个月余，疼痛不已，寸步难行。

后来医生诊断得了风湿症，必须锯断双腿才不会恶化。我听后不惊不惧。心想：‘腿子锯断，不也可以顺自己心愿关起门著书立说，照样传播佛法吗？’佛法告诉我们要放下自在，面临生死灾难，心里畏惧，并不能去除死亡阴影；也不是信佛，就可以免掉死亡。信佛给我们力量，能够坦然接受一切。学佛如果能体会这股力量，就一生受用不尽。”

1956/4/29

台湾佛教界首座讲堂──雷音寺讲堂落成

1952年5月16日宜兰念佛会成立，初期参加集会念佛者只林松年、李决和等十数人，商借北门雷音寺佛殿为共修处，后于1953年正月请大师来领导，并发起于寺前马路边建筑讲堂。雷音寺讲堂于1954年9月开工，1956年4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

当时特别请章嘉活佛剪彩，孙张清扬女士揭幕，宜兰县长、议长皆出席盛会。此为台湾佛教界首座专作说法及共修的讲堂，各界人士甚为重视，轰动全省，并建议订定此日为“宜兰县人民光荣日”。也因有这个讲堂，带动佛教歌咏队、弘法队，而使青年学佛者大增，进而开拓广播弘法、学校讲经、监狱布教等活动。

1956/7/8

高雄佛教堂建成，特请月基法师担任住持

大师述及与月基法师的因缘：

“记得15岁受戒时，母亲跋山涉水远来探望，我趁着晚自习的时间，来到女众寮房与母亲会面。开大静的时间到了，母亲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只好留下来安慰他。

第二天，纠察师向女众戒坛的开堂和尚月基法师报告我没有回寮就寝，当时自忖：‘这下惨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迁单开除？’没想到月基法师当众回答：‘他昨晚在我寮房里啊！’纠察师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于受罚。我当时不过是一名没没无闻的小沙弥，对于他的通达人情，机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

1954年，得知他在香港无人接济时，我想尽方法将他迎接来台。这年我正参与筹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1956年落成以后，因为我觉得月基法师为人亲切，也欢喜和在家信徒往来，我就向高雄佛教堂的居士们推举他为住持，我则任监院。”
右二为月基法师。

1956/8/27
（农历7/22）

婉拒孙张清扬女士欲出资供留学深造

大师在《生日》文中自述，一生走过数十年岁月寒暑，每年生日一点都不快乐，一点也不欢喜。“小时候因为家境清寒，生日并不像别人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所以生日对我而言，非但不值得欢喜，甚至每逢生日这一天，我就觉得头脑昏沉，提不起精神。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明所以。

到了而立之年，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请我编辑《觉世旬刊》，并在30岁生日那天，为我准备素席庆祝，所使用的整套杯盘碗筷，全部是黄金打造的，虽然我碍于盛情难却，勉强接受，但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席中她表示愿意出资供我留学深造，但我志在弘法利生，故予婉拒。所谓‘安贫乐道’，我觉得出家人要有‘时时乐清贫，处处简朴心’的‘清贫思想’，才能安住道业，才能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一生奉行‘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众为我，以空为乐’的人生观。”
孙张清扬居士（中间写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