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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56

參學的人生

1947 (21 歲)

1948 (22 歲)

1949 (23 歲)

1950 (24 歲)

1951 (25 歲)

1952 (26 歲)

1953 (27 歲)

1954 (28 歲)

1955 (29 歲)

1956 (30 歲)

1947

擔任白塔國民小學校長

大師應宜興教育局之邀，擔任白塔國民小學校長，主編《怒濤月刊》，後返回南京擔任華藏寺住持，推動「新佛教運動」。
大師21歲時曾在宜興白塔國小擔任校長

1947

與智勇法師創辦《怒濤月刊》

大師說，1947年，有鑑於國勢飄零，人心渙散，再加上佛教衰頹，無補時弊，乃四處籌款，在宜興與智勇法師合編《怒濤月刊》，宣揚興教救國之道，推舉智勇法師擔任社長，大師自願做副社長，為他效勞奔忙。由於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務蒸蒸日上，獲得許多好評。
雖然這是一份油印的刊物，但由於智勇法師的鋼板字刻得非常好，《怒濤月刊》比一些鉛印刊物更為風行，連當時最具權威的《海潮音雜誌》在兩年的各期刊物中連續介紹《怒濤月刊》，主編大醒法師並且以斗大的標題說：「我們又多了一個生力軍！」給予他們非常大的鼓勵。雖只油印五百份的發行量，但有大醒法師公開推介，使《怒濤月刊》立即身價十倍。
《怒濤月刊》共出了20多期，在雜誌中號召年輕一代投身佛教，進而改革佛教陋習，使佛教走向新境界。

1947

被誤為通敵，入獄十天

大師出任宜興白塔小學校長時，正值國共內戰，每天雙方都派人攜械四處搜尋可疑分子，被抓去槍斃毒打的人無日無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數，平日寧靜純樸的鄉村，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大師說：「有一天，我也無緣無故地被架走了。關上十天以後，在往赴刑場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黃黯淡，心中倒不驚懼死亡，只是遺憾：『我現在才21歲，可惜啊！許多的理想與抱負還未施展，卻即將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剎那間就要消逝無蹤了。而師父和外婆、母親都不知道。』」大師想著想著，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帶他步出刑場，逃過死亡。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大師體會到外婆的話：「面對死亡，不必驚慌！」實在有道理，因為驚慌也沒有用啊！

1947/3/17

太虛大師圓寂，人天眼滅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預備在南京成立第一屆大會，擬推選太虛大師擔任會長。很不幸的，1947年3月17日，太虛大師病逝於上海，世壽59。消息傳來，真如天崩地裂，感到「人天眼滅」，所謂「如喪考妣」，大師當時的心情，比喪了考妣還要更加激動。
大師說：「好像佛教的末法時代來臨一般，覺得世界暗淡無光。本來覺得太虛大師有條件當領袖，也願意追隨他，沒想到忽然之間希望幻滅。我們知道多難的中國佛教，未來還是有很多坎坷的道路要走。」
太虛大師

1948

與智勇法師共治華藏寺

大師述及，由於國共戰爭的煙火蔓延到宜興，白天國民黨軍隊出沒掃蕩，晚上共產黨解放軍進出盤查，他們生活在其間感到難以平安。所幸他們編的《怒濤月刊》，發行之後擁有一些讀者，其中南京華藏寺的住持蔭雲和尚，看了雜誌後很是欣賞，因此就把寺院交給大師他們來管理。
大師說，我與智勇法師商量，誰做住持，誰任監院？智勇法師說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較像住持；我說您的學歷、能力超過我許多，您才像個住持。最後約定名分不計，兩人共治華藏寺，把這裡當做推動新佛教的基地。一時間，能培、惟春、淨山都從各地前來，實權也從普陀山趕來聚會。

1948

於華藏寺推展「新佛教運動」

大師與智勇法師一心志在復興佛教，發現南京華藏寺陋習甚多，即刻著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規約，革新經懺制度，訂定僧伽規約等。
南京華藏寺今已不復存在，此為1928年南京局部地圖

1949

組織「僧侶救護隊」至台

大師來台初期，飄泊不定，一度入獄被關二十三天。幸經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父親吳經明老先生、立法委員董正之、監察委員丁俊生等人營救獲釋。後蒙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留單，大師發心為常住服務、看守山林。再經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父親吳鴻麟老居士擔保，順利申請身分證得以居留台灣。
與大師一同來台的僧侶救護隊隊員

1949

妙果老和尚收留 發心勞役

大師述及，因僧侶救護隊人員日漸流失而解散，只得自尋出路。最初幾經掛單無著，後經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留單。老和尚是新竹佛教會的理事長，在當時人人都有間諜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大師，也算是特殊的緣分。由於寺裡年輕的人手不夠，所以大師發心每天從井中打六百桶水，供給全寺八十個人使用。除了打水，大師還要上街買菜。他總是踏著稀疏的月影，拖著手拉車，到十五里黃土路外的街上把一天的油鹽米柴拖運回來。安頓好之後，就趕快去清掃廁所，別人掃廁所，用水沖洗一下；大師打掃廁所，喜歡用手去刷洗扒除，非把穢物清除乾淨，絕不罷休！這項工作給大師很大的受用：如果有一顆清淨心，這世間上的一切，其本體自性都是無染的。
這些苦役本就為大師所長，因此做起來並不引以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謝妙果老和尚的慈悲收留，讓自己能在寺中安住，總算脫離逃難途中的「飢餓」窘境。
中壢圓光禪寺舉行啟建彌陀佛七法會，中坐者為妙果老和尚，第二排左七為大師。

1949

連人帶車跌入深谷，毫髮無傷

掛單中壢圓光寺時，大師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拉著手拉車到鎮上，為寺中八十人備辦生活所需的油鹽米菜等，來回總得五、六個小時左右。為了爭取時間，也學會騎腳踏車，有時採買的東西不多，就騎腳踏車就近到「大崙」的小街上購買。
大師說：「我騎腳踏車的技術並不純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樣騎著腳踏車準備上街。當車行在羊腸小徑上，忽然看到遠遠的前方，有兩位幼童迎面走來，我一急，大喊一聲：『讓開！』由於喊的聲音力道太大，人車倏地騰空彈了起來，然後掉進大約有三層樓高的深溝裡。
掉下來的時候，頭先著地，結結實實的撞上一塊大石頭，頓時頭暈目眩，眼冒金星，只覺得天旋地轉，日月無光，心想：「這下子我必死無疑！」不知經過多久，我坐了起來，腳踏車碎片散落一地，人卻奇蹟似的安然無恙，毫髮無傷。」

1949

吳鴻麟老先生擔保，順利取得台灣入境證

1949年，大師在中壢圓光寺安住下來後，為了安全起見，首先就要去報戶口。雖然有身分證，但報戶口要有入台證，大師沒有入台證，戶口勢必報不成。
大師說，所幸智道法師告訴他，如果能夠找到吳鴻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幫忙，問題就能解決。吳鴻麟老先生當時是台灣省參議會的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的會長，由他出面具保幫忙報了戶口，因此大師才得以在台灣立足，與吳伯雄一家世代結了深厚的因緣。
【註】吳鴻麟老先生為吳伯雄居士的父親。為了報答吳老先生當初成就留台因緣，1995年老先生往生時，大師正在菲律賓弘法；聞訊後，特別提前趕回台灣，為吳老先生主持告別式。此舉令吳伯雄深受感動，後來他在多次的講演中，總是對大家說：大師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吳鴻麟執業的「中壢醫院」，目前為佛光山中壢禪淨中心，當年就是在這裡，吳鴻麟居士帶著大師去附近的警局報戶口。

1949

被誣陷為匪諜，入獄二十三天

大師說，住在中壢圓光寺，每天忙於打掃環境等，以勞役作務來服務大眾，終能獲得暫時的安頓。妙果老和尚雖然讓他生活無憂，卻不能保障安全無虞。一天，政府忽然下令，全面逮捕由大陸到台灣的出家人。
一日，大師拉車外出採購，在街上被警察攔住，莫名其妙就遭拘禁。由於大師不會講閩南語，語言不通，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被囚禁？直到第二天，才聽說全台所有外省出家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悉數遭到逮捕，入獄二十三天。其中還包括台北的慈航法師，以及同住在圓光寺，原為陸軍中將的律航法師。
當時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驚動了很多護法居士，包括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先生、立法委員董正之、監察委員丁俊生，以及趙恆惕、鍾伯毅居士等人。經過各方努力營救下，大師他們這群出家人才能倖免於難。
立法委員董正之
孫張清揚女士
監察委員丁俊生

1949

看守山林三個月，寫成《無聲息的歌唱》

大師說，掛單圓光寺期間，受妙果老和尚指示，在苗栗法雲寺日夜看守山林。「在山上的草寮裡，伏在冰冷的地上完成了《無聲息的歌唱》，出版後甚受歡迎，給予我莫大的鼓舞，自許要繼續筆耕，好讓讀者們飽餐法味。」
大師表示，《無聲息的歌唱》的二十篇文章，是兩年在忙亂的日子中寫成，曾連載於《覺生月刊》（第10期起至27期）及《菩提樹雜誌》（第3期起至第7期），把佛教中日常所見到的法物及非法物，用散文的體裁及各物自語的口氣寫成的文章，所以在發表的時候以「物語之一」、「物語之二」的方式刊載下去。
大師的著作《無聲息的歌唱》

1951

至新竹青草湖任「台灣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

受大醒法師邀請，大師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佛學院）教務主任，這是繼慈航法師來台創辦佛學院之後，另一個僧伽教育中心，也是大師繼白塔國小校長之職後，首度從事僧伽教育。
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師生。前排左起：志定、性定、慧定、善定(右一)等法師。後排左起：心然、心悟、煮雲、大師。

1951/11

主編《人生月刊》

1951年，大師應東初法師之邀，編輯《人生月刊》。大師說，此後六年當中，不但義務寫稿補白，總包一切編務雜事，還倒貼郵費、車資，儘管如此，不曾比較有無名分，也未嘗計較工作繁鉅，自覺在當時佛教凋零之際，能擔當文教重任，將佛法傳遞十方，其意義非比尋常。
為了編輯《人生月刊》，大師曾在台北善導寺的納骨堂骨灰龕下的櫥子裡，掛單數月之久。期間遭逢花蓮大地震，寺中重重疊疊擺放到屋頂的骨灰罈，幾乎被震下，大師說：「我擔心壓到我身上，還跟那些靈骨開玩笑說：『拜託，不能壓傷我！』」
地震過後，花蓮市區死傷慘重，大師雖然無力無錢，但是仍用《人生月刊》的名義，四處奔波，為花蓮災區裡那些活在生死邊緣的災民，聊盡棉薄之力。
這是大師來台後第一次參與救災，對苦難的災民深生悲憫之心。
1951年大師擔任《人生雜誌》主編

1952/4/25

第一次走入民間弘法

大師述及第一次走入民間弘法，就是在新竹的關帝廟。
他說：「1952年，我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擔任『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每星期都應新竹佛教會玄深比丘尼之邀，到關帝廟上課一次。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實神道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台灣所有神廟廣場都是來者不拒，並不限定什麼人，只要你來商借，他們都樂於提供給你使用。」
台灣各地的廟觀廣場，諸如萬華的龍山寺、新竹的關帝廟、台北的指南宮、玉里的華山宮、北港的朝天宮、高雄的三鳳宮等，大師都曾經借用作為弘法場所。另外，像各地的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尤其監獄是大師弘法結緣最多的地方。
【註】「台灣佛教講習會」於1951年11月18日開班，會址設在新竹青草湖；大師因為應聘到講習會教書，藉此地利之便，翌年起又應新竹佛教支會之邀，每週六固定到新竹關帝廟布教。
新竹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前排左起為關凱圖（日文老師）、幻生、大師、無上、律航、甘珠活佛、慈航、演培等法師。

1953/1/15~29
（農曆1952/12/1~15）

擔任三壇大戒十師之一

中國佛教會於台南大仙寺首次傳授三壇大戒，大師擔任十師之一；同年，以二十七歲之齡，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隨即自認年紀太輕，資歷淺薄，又食宿無著而辭去該職務。
星雲大師（第一排左6）在台南大仙寺傳授三壇大戒。

1953/2/10

撰寫佛教小說《玉琳國師》

關於撰寫《玉琳國師》，大師說，有一次，我和煮雲法師到南投魚池鄉去布教，晚上住在一戶農家裡，鄉下地方，沒有衛生設備，房間擺了一個尿桶，臭氣四溢，薰得沒有辦法睡覺。我叫醒同住的煮雲法師：「喂！煮雲！我睡不著，你講故事來聽聽。」「這麼遲還不睡覺？」「你怎麼睡得著？這味道那麼難聞！」「是難聞，勉強睡嘛！」「勉強了好幾次，都無法入睡，你講個故事好不好？」
煮雲法師滿肚子典故軼談，我愛聽，他更喜歡講。「我來講玉琳國師的故事好了。」聽了一段後，我對他說：「我一定不辜負你講故事的辛勞，我會把國師的高行發表於雜誌，讓大家共享。」後來我將玉琳國師的事蹟，以「腳夫」為筆名，陸續發表於《人生月刊》。
1954年5月1日，《玉琳國師》出版。如果有人問：「佛光山這塊土地是誰買的？」我用《玉琳國師》的稿酬買了佛光山的地，所以說，佛光山的土地是玉琳國師買的。
《玉琳國師》
《玉琳國師》手稿

1953/3/15
（農曆2/1）

第一次講經《普門品》

大師回憶，1953年，宜蘭李決和居士邀他到他們自己成立的念佛會講經。當時，大師見他慈眉善目，誠意殷殷，又見鄉野僻地無人肯去，便一口答應。到達後，只見雷音寺這個龍華派的小寺院裡，有三家軍眷各據一方，只剩小小的一間佛殿。他們在佛殿旁為大師設立一個床位，要他留下來講經。大師說：「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講經，從此以後，我走進宜蘭的歷史。」
當時，大師以二十天時間講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為增加大眾聞法興趣，每天講過《普門品》後，外加一段「玉琳國師」故事，聽經者一天比一天熱烈，圓滿當天，並有108人皈依，在那時候的台灣已經算是非常盛況了。講經之後，大師順應信徒請法，正式駐錫雷音寺弘法，後以此地為基礎，成立念佛會、弘法隊、歌詠隊、兒童班等，帶動台灣初期佛教的發展，進而從台灣把人間佛教推展到五大洲，宜蘭因此成為人間佛教的開創地，真是應了古人的話「無心插柳柳成蔭」。
大師在雷音寺第一次講經《普門品》

1953

第一本譯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出版

大師述及，1953年，以僅學六個月的日文基礎，將日本學者森下大圓的原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翻譯出版，稿酬所得，創建佛光山大悲殿。二年後（1955年8月）出版的《釋迦牟尼佛傳》，則建設大雄寶殿。他說：「二十五歲時，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承關凱圖老師在任課之餘，發心教演培法師和我六個月的日文，憑著這點小小的文法基礎，我將智道法師贈我的一本日文佛典譯成中文，並承王鄭法蓮老居士贈紙、聖瑞法師出款、聖印法師謄清、心悟法師校稿、竺摩法師題字，《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的中文版終於問世了！ 另外，佛光山大雄寶殿可以說是釋迦牟尼佛自己建的。因為我在1955年寫了一本《釋迦牟尼佛傳》，後來這本書再版不下五十次以上，發行量遍及海內外，我就將這些版稅用來作為建築的費用。」
1953年5月大師的第一本譯著出版

1953

應宜蘭仕紳李決和、馬騰居士之邀，擔任宜蘭念佛會導師

1953年初，大師應宜蘭仕紳李決和、馬騰居士之邀，擔任宜蘭念佛會導師。期間，組織共修會，成立青年歌詠隊、弘法隊、兒童班、光華文理補習班，二度重建雷音寺，設立講堂，家庭普照、慶祝佛誕節花車遊行等。活潑積極的弘法方式，為當時台灣佛教注入一股蓬勃的朝氣，也為人間佛教在台灣的弘傳奠定堅實的基礎。

1953/6

成立念佛會，共修兼帶講經

1950年代，佛寺爭相舉行法會，但都是以誦經消災、聚會吃齋為號召，徒有「法會」之名，而無「法會」之實。有鑑於此，大師說：「除了在例行法會中添增說法項目之外，更應當時信徒的喜好需求，到處成立念佛會，在共修中兼帶講經，一方面讓大家知道佛教的好處，吸引更多的人前來學佛；另一方面藉此提高佛教徒的水準。」
大師將雷音寺每週六的念佛會，組織成為宜蘭念佛會，此後每週六固定舉行「念佛共修」，會後並有佛法開示，宜蘭念佛會的成立，是大師與信徒們共修的開始，由此帶動宜蘭的學佛風氣。接著，台北念佛會、龍岩（糖廠）念佛會、頭城念佛會、羅東念佛會、虎尾念佛會……相繼成立，大師並分別推介真華法師、成一法師、煮雲法師負責，以期能共同帶動台灣佛教的發展。這些講堂的規模雖小，卻接引很多人學佛修行，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
大師於宜蘭念佛會帶領信眾打佛七。
宜蘭念佛會講堂外觀設計取自袈裟福田的概念。

1953

成立「佛教兒童星期學校」

從宜蘭的兒童星期學校開始，到後來佛光山各別分院成立的幼稚園、兒童班，乃至海外的中華學校，大師說，辦了數十年的兒童教育，對於「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句話體驗良深。
他說：「幼稚園雖然只是小小的學前教育園地，若能於教學上運用巧思，灌輸正確人生觀在幼童小小的心靈上，他們長大成人之後，自然就會懂得感恩惜福，勤奮向上，不但個人前途無量，也是國家民族的至福。」
【註】大師成立「佛教兒童星期學校」，主要希望在佛教思想的薰陶下，造就身心健全的青少年，同時培育菩提幼苗。這是信仰的傳承，也是「傳燈」的工作。大師更指示佛光山各別分院成立「兒童佛學班」，每週集會一次，配合成人共修的時間，讓父母能夠安心共修，同時經由法師或熱心居士義務領導兒童念佛、拜佛，講解佛教故事等，期能孕育勤儉惜福、慈悲智慧的下一代。
大師指示，兒童班小朋友從國小升初中後，也要從兒童班升上念佛會。
大師與兒童班小朋友合影於雷音寺（中山、女子、光復、力行四小學）

1953/7/17

鳳山蓮社落成，開啟籌建高雄佛教堂因緣

1953年高雄鳳山蓮社落成，大師應住持煮雲法師之邀，前往主講三場講座，聽者五千餘人。
大師說：「講演後，有十幾位居士來找我，要我第二天到苓雅寮布教所講演。他們說要建立佛教道場，我就將剛出版的《無聲息的歌唱》捐二十本贊助他們。
自此以後，我也常到鳳山幫助煮雲法師弘法，鳳山和苓雅寮相隔不遠，那些居士一聽到我來，就蜂擁而至。沒多久，他們真的決定要建道場，但一開始找不到土地，後來看中高雄佛教堂的現址。只是這裡已經被規劃為警察宿舍預定地，憑民間的力量，想把公家用地拿來建道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們把這情形告訴我，因為我有一位熱心護持的信徒陳慈如，他的親戚是警民協會會長洪地利，有『地下市長』之稱。他們要我拜託陳慈如居士跟洪地利商量，沒想到他一口答應，但條件是要我來負責住持。我了解他的好意，便應允，於是開啟日後籌建高雄佛教堂的因緣。」
鳳山佛教蓮社禮請大師講經。大師右：煮雲法師。大師左：「菩提樹雜誌社」主編朱斐居士

1953/10/8

為煮雲法師著作《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作序

1953年，大師為煮雲法師的著作《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作序，文章分別收錄於《佛教叢書》及《人間佛教序文選》。
大師在序文裡說：「煮雲法師和我很早就成為最好的同參道友了。我在內地主編《怒濤月刊》和《霞光旬刊》的時候，他就是我們刊物的長期撰述之一，他的文章，我當然讀了不少。
來台後，我負責一個時期《人生雜誌》的編務，關於寫稿，當然我是不會放過他，後來，心悟法師主持《人生》的編務，常談到佛教裡雖然有最高的文化和真理，但畢竟寫文章發揚的人太少，我就介紹他多向煮雲法師索稿。煮雲法師各地弘法的演講稿，就大批的問世了。我覺得他的文章談笑自如，風趣橫生，村言俗語，信手拈來。極不易懂得的佛理，他能很巧妙很通俗的表達出來給聽者讀者明白易曉。雖然如此，我當初無論如何想不到《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能得這麼多的廣大讀者群的熱愛。」
大師為煮雲法師的著作《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作序，收錄於《星雲大師全集．佛教叢書》

1953/11

成立「國文補習班」接引青年

大師述及：「1953年，我應邀到了宜蘭，除講經弘法外，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寫稿，四家電台撰寫廣播稿，經常連夜趕寫，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親自送到郵局寄出，才回寺禮佛做早課。」大師又說：「為了廣開門路，讓青年有因緣接觸佛教，我同時又在寺內增設國文補習班，除了教學之外，還發心修改學生們的日記、作文，用心地為他們講解寫作技巧，分析為文得失。其實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學相長，但見學生們每天都帶著興奮的心情來上課，拿到我改過的文章，上面紅筆畫的圈圈點點，也都迫不及待地反覆咀嚼。
當年的學生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後來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為喜歡撰寫文章而進入佛門。多年來，他們在佛教文化上奉獻良多，度眾無數，可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

1954/1/10

著手撰寫《釋迦牟尼佛傳》

大師在《釋迦牟尼佛傳》序中說：「《釋迦牟尼佛傳》文章於《人生雜誌》第六卷第一期連載，筆名摩迦。在我們中國，能代表救世主佛陀的聖格及深邃的思想智慧，和救人救世的慈心悲願，未曾出版一本比較像樣的白話文的佛陀傳記。寫佛陀聖傳，不是用想像力來寫的，不能說一句沒有根據的話。等到我蒐集中外佛陀聖傳達十數種之多的時候，再加之我身邊有一部《頻伽藏經》，我感謝佛陀的慈光庇佑到我，寫作實在是很順利的事。」
《釋迦牟尼佛傳》

1954/4/4

組織全台灣第一支「佛教青年歌詠隊」

大師剛到台灣時，民智未開，神佛不分，為了使正信的佛教深入民心，只得挖空心思，設計各種活動。一天，大師福至心靈，想到過去佛陀時代以音聲傳教，但是，卻苦於當年並沒有什麼佛教歌曲，便自己動手寫詞，請楊勇溥先生譜曲，把當地優秀青年一起唱到佛教中來。後來這些青年組成全台灣第一支「佛教青年歌詠隊」，跟著大師上山下鄉弘法布教。
當時弘法是以敲鑼打鼓的方式，事先到各鄉村小路去宣傳，開示時則配以幻燈片和連環圖畫來詮釋，每次出門弘法都是成群結隊的一、二百人，有時坐火車，有時騎腳踏車，都是法喜充滿的來去，尤其是騎腳踏車的場面很壯觀，每次風塵僕僕而去，披星戴月伴著歌聲一路回宜蘭。
佛曲〈弘法者之歌〉就在這種氣氛下作出來了。五十年代的台灣，民風還很保守，這一支小小的隊伍，卻以其朝氣蓬勃的歌聲，橫掃蘭陽地區，遍撒菩提種子。
佛教青年歌詠隊在宜蘭念佛會講堂演唱佛教聖歌。
大師與青年歌詠隊合影於雷音寺

1954/5/20

撰文〈偉大與崇高——紀念我最景仰的慈公老人〉

大師追憶：「5月6日慈公老人(慈航法師)圓寂了，我無論如何不相信，就是到我含著滿眶眼淚寫〈偉大與崇高——紀念我最景仰的慈公老人〉悼文的時候，老人還是笑得像彌勒菩薩似的活在我的心中。
我們在台灣的僧青年，多多少少，或直接或間接，都受過老人家的恩惠。1949年春天，我們流亡到台灣來的僧青年，正感到茫茫無所依的時候，老人卻伸出了援助的手。那時的出家人，曾遭政府的一度誤解，政府為了肅奸防諜，父子母女正都不能信任的時候，慈公老人卻同我們冤屈的度過不短的監獄生活。老人家不是口頭上重視僧青年，不是口頭上對僧青年客氣，老人家的確是將僧青年當作他的生命。他赤手空拳的建立了彌勒內院，收容了大陸來台的過半數的僧青年，誰有這樣慈悲的精神和寬廣容人的胸懷呢？
老人圓寂了！老人的圓寂，豈止是我們僧青年個人的悲哀？豈止是老人弟子或故舊的悲哀？這乃是整個人類的悲哀啊！這乃是整個人類的損失啊！」
【註】〈偉大與崇高──紀念我最景仰的慈公老人〉，刊於《菩提樹月刊》第十九期。
慈航法師

1954/9

成立「佛教青年弘法隊」

大師說，對於發掘人才，自覺有一些識人之明。「例如我初到宜蘭弘法時，有好多通訊兵學校的官員生來參加講座、共修。我於1954年成立佛教青年弘法隊，帶領青年至各鄉鎮布教，由裘德鑑上校擔任隊長。另有楊錫銘、周廣猷、朱橋三位上尉，被稱為通訊兵學校的『三劍客』，後來連少將級的校長任之江也來參加。
楊錫銘寫得一手好字，宜蘭第一本《佛教聖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周廣猷擅長繪畫，慈愛幼稚園的壁畫、海報等，都是他設計、手繪；朱橋的專長則是編寫，負責編輯救國團的《幼獅雜誌》，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台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
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和當時文化界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瘂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宜蘭佛教青年弘法隊成員：張慈蓮（左三）、李新桃（左四）、林慈菘（右三）、張優理（右一）

1954/10

最早的《佛教聖歌集》

大師在《佛教聖歌集》序文中說：「宜蘭念佛會感到時代和眾生對佛教的需要，所以組織佛教歌詠隊。除了讚偈，佛教歌曲很少，歌詠隊練習的材料不夠，不過，〈三寶歌〉給予很大的啟示，太虛和弘一兩位大師，已為我們指出一條大路，我們可以努力來創作呀！
1954、1955兩年間，廣慈、心然、若水、煮雲、心悟、成一等諸法師，都曾努力的作詞，李炳南居士也有歌詞在《菩提樹》上發表，名音樂家楊勇溥居士更是功德無量，他的曲譜應了當前佛教急切的需要。
1954年10月，宜蘭念佛會曾油印過一種佛教歌集，後來澎湖佛教梵音隊、台北佛教青年會，曾以油印翻印，但數量究竟有限。宜蘭念佛會歌詠隊隊員楊錫銘、周廣猷二君，花了很多寶貴時間，把所有的歌讚重新寫出，由宜蘭念佛會影印過一次。第二次由楊錫銘居士增寫一些，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影印發行，雖然再版數次，仍嫌不敷流通。這次更蒐集增補，由佛光出版社印行流通，以應廣大佛教徒的需要。這本歌集的印行，完全是拋磚引玉的意思，歌聲傳於三千界內，佛法揚於萬億國中，這是要大家來努力的。更願，佛陀賜福慧給歌唱此歌集的人！」
宜蘭念佛會發行的《佛教聖歌集》

1954/10/17

中國佛教第一次以音樂弘法布教及錄製唱片

1954年10月17日，大師應中國佛教會廣播組周子慎、李用謀等居士之邀，與楊勇溥先生帶領佛教青年歌詠隊十六位團員，至台北中國廣播電台錄唱佛教歌曲，提供每週六於廣播電台《佛教之聲》廣播之用。
共計錄了〈鐘聲〉、〈晨〉、〈快皈投佛陀座下〉、〈念佛歌〉、〈讚佛歌〉、〈菩提樹〉、〈讚僧歌〉、〈西方〉等八首。此為中國佛教第一次以音樂弘法布教及錄製唱片，中國佛教會特贈以「法音宣流」錦旗紀念。
大師（中）帶領青年歌詠隊成員前往中廣電台錄音

1954/12

第一次出現佛教的卍字項鍊

1953年起，大師在宜蘭雷音寺落腳，他說，經濟貧窮倒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治安單位今天調查，明天臨檢，有時傳你過去問話，有時前來取締法會，整個教界草木皆兵，才最為無奈。
即使在這惡劣的環境下，大師還是創造許多台灣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績，例如：第一所幼稚園、第一座講堂、第一支歌詠隊、第一次電台弘法、第一次環島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個星期學校（兒童班）、第一次鄉村布教，1954年也第一次出現卍字項鍊。
大師說：「那是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台幣三百元的供養，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耶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製的卍字項鍊，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佛子結緣，希望他們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項鍊，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鍊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讀。
大師在雷音寺前菜園。
大師首創卍字佛教紀念品

1954/12

主持雷音寺佛七，身心俱泯

大師自述：「我一生中，參加過或者親自主持的彌陀佛七，不下一百次以上。在許多天佛號不斷的日子裡，感覺非常的輕安。我不像許多人有許多靈異感應，但有幾次的佛七，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1954年，我在宜蘭雷音寺主持佛七，那七天只覺得佛號綿綿不斷，繚繞於耳際。吃飯的時候，吃的彷彿是阿彌陀佛……刷牙的涮涮聲，也變成一聲聲的阿彌陀佛……睡覺的時候，人雖然睡著了，但神志清明，心中仍然阿彌陀佛地響個不停；走路的時候，腳步輕盈，好像騰空，不是自己在行走，身後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動前進，而每一個步伐，也是阿彌陀佛……任何時刻都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七天就在綿綿密密的彌陀聖號之中，一眨眼地過去，忘記自己的存在，忘記「時間」為何物？感覺七天不過一彈指！這次佛七所給予我的信心、宗教的體驗，比過去膜拜觀世音菩薩更深刻，讓我體會物我兩忘、時空俱泯的境界！」
大師於宜蘭念佛會主持「彌陀佛七法會」，一心念佛，念到最後，天也空地也空，你也空我也空。

1955/6

應邀至台灣大學講演，臨時被取消

大師說：「記得1955年，我應台灣大學之邀請，準備前往講演，但是到了當天，卻臨時被通知：講演取消。理由竟是：佛教不可以進入大學校園。
但是我也沒有因此灰心喪志，反而激發為佛教爭氣之志，我轉而邀請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各校園上課，並且陸續到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等。
經過我以各種方便排除各種阻力後，不但台灣的各大學經常邀請我到校講演，乃至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國的康乃爾、耶魯、哈佛、柏克萊、夏威夷、加州等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香港中文、理工大學等，都曾受邀前往講學。」

1955/8/1

佛教界第一本精裝書~《釋迦牟尼佛傳》出版

大師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自1955年印行，中文版已有二十二版在世界各國廣泛流通，是眾多「佛傳」中流通最廣、讀者最多的一本。
《釋迦牟尼佛傳》的出版，在數十年前曾轟動一時，其文筆優美，充滿文學性，為當時沉悶呆板的佛教帶來新的啟迪；其印刷精美，是佛教書籍第一本精裝書，而且是在書局正式出售，與一般印刷粗糙的善書不可同日而語。
大師說：「當時我寫到佛陀的修行堅毅卓絕，度化眾生用心良苦，往往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不能自已。常常寫到深夜時分，我走到佛陀面前頂禮膜拜，一方面希望仰賴加持的力量，能將諸佛菩薩的慈心悲願廣為宣揚；一方面立誓效法，唯願自己也能生生世世來此娑婆，度化眾生。」
《釋迦牟尼佛傳》以簡體字在大陸發行。

1955/9/17

「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領隊

四十年代（1951～）台灣佛教界一片肅寂，佛教典籍流通不易，孫張清揚女士不僅辦佛經流通處，開設書局，更協助東初法師影印大藏經，此舉關係台灣佛教的復興，成為當時佛教界一大盛事，對於早期正信佛法的推動普及，有莫大的貢獻。
大師說：「1955年9月17日，南亭、煮雲法師與我等人，共同發起『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並由宜蘭念佛會的8位蓮友為團員，組成文宣隊做環島宣傳。一個多月來，我們搭乘板車、牛車、三輪車、火車、汽車、小船、軍艦、飛機，所到之處，鑼鼓喧天，鳴炮獻花，甚至地方寺廟抬出神明金轎前來歡迎，以麥克風、擴聲機助長熱鬧，只見台上、台下水乳交融，打成一片。足跡所至，感人事蹟不勝枚舉。
10月27日環島宣傳影印大藏經任務圓滿，返抵台北。共獲得預約訂購一百七十餘部大藏經。東初法師特別代表印藏會致贈『法音圓潤』錦旗予宜蘭念佛會歌詠隊。」
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訪問台南大仙寺。前排左起：林松年居士、星雲大師、龍泉法師、南亭長老、煮雲法師、廣慈法師。

1955/11

環島布教途中，雙腿罹患嚴重風濕關節炎

面對疾病生死，大師說：「1955年，我率領宜蘭青年等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展開環島宣傳布教活動。就在台東到屏東的碎石公路上，我怕團中最寶貴的一台重達二十公斤以上的錄音機，受不了石子路的顛簸而受損，就把它放在腿上，抱在懷中。
當經過五、六小時路程，車抵屏東後，在一間寺院掛單、禮佛時，我感到雙腿疼痛，屈伸困難。原以為是一路受錄音機壓迫的結果，心想一段時間後疼痛就會過去。哪知回到宜蘭，一躺就是一個月餘，疼痛不已，寸步難行。
後來醫生診斷得了風濕症，必須鋸斷雙腿才不會惡化。我聽後不驚不懼。心想：『腿子鋸斷，不也可以順自己心願關起門著書立說，照樣傳播佛法嗎？』佛法告訴我們要放下自在，面臨生死災難，心裡畏懼，並不能去除死亡陰影；也不是信佛，就可以免掉死亡。信佛給我們力量，能夠坦然接受一切。學佛如果能體會這股力量，就一生受用不盡。」

1956/4/29

台灣佛教界首座講堂──雷音寺講堂落成

1952年5月16日宜蘭念佛會成立，初期參加集會念佛者只林松年、李決和等十數人，商借北門雷音寺佛殿為共修處，後於1953年正月請大師來領導，並發起於寺前馬路邊建築講堂。雷音寺講堂於1954年9月開工，1956年4月29日舉行落成典禮。
當時特別請章嘉活佛剪綵，孫張清揚女士揭幕，宜蘭縣長、議長皆出席盛會。此為台灣佛教界首座專作說法及共修的講堂，各界人士甚為重視，轟動全省，並建議訂定此日為「宜蘭縣人民光榮日」。也因有這個講堂，帶動佛教歌詠隊、弘法隊，而使青年學佛者大增，進而開拓廣播弘法、學校講經、監獄布教等活動。

1956/7/8

高雄佛教堂建成，特請月基法師擔任住持

大師述及與月基法師的因緣：
「記得15歲受戒時，母親跋山涉水遠來探望，我趁著晚自習的時間，來到女眾寮房與母親會面。開大靜的時間到了，母親依依不捨，淚流滿面，我只好留下來安慰他。
第二天，糾察師向女眾戒壇的開堂和尚月基法師報告我沒有回寮就寢，當時自忖：「這下慘了，不知道會不會被遷單開除？」沒想到月基法師當眾回答：「他昨晚在我寮房裡啊！」糾察師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於受罰。我當時不過是一名沒沒無聞的小沙彌，對於他的通達人情，機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
1954年，得知他在香港無人接濟時，我想盡方法將他迎接來台。這年我正參與籌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1956年落成以後，因為我覺得月基法師為人親切，也歡喜和在家信徒往來，我就向高雄佛教堂的居士們推舉他為住持，我則任監院。」
右二為月基法師。

1956/8/27
（農曆7/22）

婉拒孫張清揚女士欲出資供留學深造

大師在〈生日〉文中自述，一生走過數十年歲月寒暑，每年生日一點都不快樂，一點也不歡喜。「小時候因為家境清寒，生日並不像別人有好東西吃、有新衣服穿，所以生日對我而言，非但不值得歡喜，甚至每逢生日這一天，我就覺得頭腦昏沉，提不起精神。究竟為什麼會這樣？我自己也不明所以。
到了而立之年，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請我編輯《覺世旬刊》，並30歲生日那天，為我準備素席慶祝，所使用的整套杯盤碗筷，全部是黃金打造的，雖然我礙於盛情難卻，勉強接受，但一點也不覺得高興。
席中他表示願意出資供我留學深造，但我志在弘法利生，故予婉拒。所謂『安貧樂道』，我覺得出家人要有『時時樂清貧，處處簡樸心』的『清貧思想』，才能安住道業，才能從物欲中解脫出來，因此我一生奉行『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眾為我，以空為樂』的人生觀。」
孫張清揚居士（中間寫字者）。